黑格尔说：伦理性的东西就是理念的这些规定的体系，这一点构成了伦理性的东西的合理性。

一、法院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制度的双面镜像通过对法院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和对部分法院实地走访，发现当前法院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局部过热与整体偏冷问题并存。第一，概念内涵不确定。

法院是司法程序的最后阶段，经过前置程序都无法挽救，在法院环节再耗时耗力也终将是徒劳。[8]又如，周某、赵某离婚，将婚孕女私下协议送养，后诉请法院确认该收养关系无效。既然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因对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徒流形式，又增加法院负担，而且可能影响司法权威，还不如不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性家庭教育指导适用经验表明，体系化的家庭教育指导令执行规范是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的有效保障。督促监护令由检察机关发出，具备一定权威性，相较于以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亲职教育、公开训诫等手段，更能体现督促落实监护职责的强制性。

三是，法院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效果还受差异化需求影响，制式化的服务内容难以贴近个别家庭状况提供服务，以致成效不彰。我国法律体系中，从一般法到特别法，实体法到程序法都有对家庭教育令的规定。遂乃喧诉公庭，心仇郭泰。

总之，在法教义学的框架内，诸种社会科学各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如果不弄清楚刑法教义学中的义为何物、其在何处与其能何为，则中国刑法教义学将一直停留在复苏的水准，且一直处于飘忽不定或不着边际，从而是困顿或迷茫的尴尬境地。一、义为何物义为何物有着这样的基本包含：义本身是什么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

终止解体的制度与体系自然不具备任何时代性，进一步的判断则是：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只能通过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来实现。……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

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早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就目前所见文献及相应研究成果来看，法系概念源自日本学者穗积陈重于1884年发表的论文《法律五大族之说》所提出的法族概念。人类文明没有终结，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华民族的探索也从未停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具有鲜明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形成百余年以来的话语、学说与基本论题，对之进行系统反思，深刻揭示了中华法系概念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由此来看，中国法族正是专为评价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不合时宜淘汰解体而提出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当下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中华法系概念具有何种新的时代内涵？三、新时代的中华法系概念中华法系概念的形成、演进、发展，实质上是一部中华民族寻求通向现代法治文明道路的探索史。

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三）坚持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不是针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与法治传统的一般描述，而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中华民族法治发展历程的系统反思，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此判断显然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脱亚入欧的迫切心态和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的价值追求契合。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是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法治积淀，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探索自我治理的经验凝聚与智慧结晶，是接续中国法治传统与法治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作者在穗积陈重法律五大族的基础上，对其形成、沿革、内容、特征、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呈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逻辑。需要注意的是，穗积陈重划分法族之意图并非客观描述不同民族及其法律的差异，而是包含着强烈的价值判断。20世纪初法系这一概念的传播范围较为广泛。20世纪末至今，国内学者对于中华法系包含的丰富道德元素表达了一致的肯定，对其中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礼法互补等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并展开了创造性转化的相关探讨。

杨鸿烈显然赞同薛氏观点，薛氏所言虽稍嫌冗长，然究能参酌世界法律思想及法制史演进之情形，以提出中国法系之优点在法律与道德接近，实有注意之价值。而该书被当代学者译为《世界法系概览》。

若将中华法系等同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其时代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便等同于经由法律移植而逐渐实现的法治现代化，但从法系概念产生之初的讨论来看，此种语境下的现代化与西方化是等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20世纪初解体已无永久存在之要素的论题。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1931年7月，丁元普在《现代法学》上发表了《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及将来》，强调了中华法系传统之精神具有独特进展之途径，且有其历史与环境之关系，正不足为诟病。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深刻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赋予中华法系概念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论述的重点逐渐转向了复兴建设树立等话语，在此基础上新法系新中华法系的表述相应产生。

1904-1905年，梁启超完成了《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与《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其中多次使用法系一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

刘晓林，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既然中华法系等同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体系，解体终结必然与之相伴而生。

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是其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华法系是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终于找准了固有法治传统与法治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的契合点，并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国外也是这样，凡是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都注重法治，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只有将中华法系概念置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之中，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并不是历史进程中的‘突变，‘西法东渐亦需要予以接纳的良性环境与土壤，这些前提皆表现于中华法系结构性变化的内在机理。显然，在攻法子笔下，道德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这当然是将中国固有法治传统置于西方法治语境的判断。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通向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只有法律移植。我国之法系，其中一部分，殆可谓继受苗族之法系而来。

之后又从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开始介绍。虽然程树德在8年前已经明确使用了中国法系概念，但卢复针对其内涵展开了全景式介绍，并在文章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实践意义。

既全面回顾、科学回答了百年演进历程中包含的基本论题，又系统指明、深刻揭示了中华法治文明的演进方向与中华民族通向现代法治文明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笔者所知的国内明确使用‘中国法系一语的第一人。